據說，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會發現屬於自己的蟲，
而每一種蟲都有不同的特性和性格。
走路的時候、喝茶的時候、聊天的時候，
蟲子都不停地從我們身邊剝落，跌落於看不見的塵土之中。
然後據說在某一天－－沒有任何徵兆－－你會發現身體中寄生著數之不清的蟲
儘管一天沖五次涼、換七套衣服，還是擺脫不了。
之後蟲子就會和人永遠地生活下去。
那天我在電腦前閒逛網上的時候，忽然有些髮屑掉落到鍵盤上，
想撥掉卻怎樣也撥不開，細心一看，原來是一條蟲子。
我問蟲子你是甚麼，蟲子說：我是蠶，以後多多指教。
哎，竟然是蠶，我從小到現在都沒有看過一根蠶，
心目中蠶的樣子就跟幪面超人差不多樣子，昆蟲都是差不多的樣子。
不，好像小時候上堂，老師曾經拿來會吐絲的蟲子，大概就是這一根的同類。
你會吐絲嗎？我問。
會的，不過還不是時候。順帶一提，除了吐絲，我還會吃的喔！
我看見牠的眼睛泛起一股哀愁的朦朧，然而牠眼中反映的是我發呆的表情。
蠶食甚麼？
牠說：蠶，食生命。
Monday, June 29, 2009
Sunday, June 28, 2009
Thursday, June 25, 2009
Friday, June 19, 2009
看書
有些人會在床上看書，有些人會一本正經端坐看書，
而我大部份看書的時候，都是在顛簸的交通工具上。
因此家裡空間的缺乏，所以都沒一個好好的環境看書，其實我也很想優雅地
在睡前輕輕亮起柔和的床頭燈，在昏黃的燈光下讀一點富有知性的書
而現實遠沒有那麼美好。
現在上下班總共約三小時，一天只得廿四小時，卻要花費三小時在交通來回上
而且在交通工具上又嘈吵、睡也睡不好、坐得久屁股又累
所以我只要不是在睡，就是在看書。以看書來殺殺時間。
可是近來終於看完了梁文道的《常識》，但家中沒有一本輕巧可帶出街的書
頓時覺得有點不踏實，總覺得沒有書在袋有點不安。
是太依賴書了。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依賴書了？
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是這樣了。還記得中五時第一次自己去雲南旅行前，
就很緊張的要決定帶哪本書，結果我是看了茶花女。
到了第一次去行滇藏線進西藏的時候，
從廣州坐火車到昆明，再由昆明坐臥鋪車臥一個晚上到中甸，
然而由中甸坐第一班車去德欽，然而再坐車到梅里雪山前的飛來寺
要到了雲南與西藏的邊界才有正式一宿的地方，那時我還穿著從香港出發的短褲。
那晚上沒有洗澡的地方，其他陌生的旅客都已睡了。
忽然靈機一觸，有點造作地拿出面盤來倒入熱水，然而坐在房門外的板椅上浸腳
還就著昏黃無力的燈光看書。不記得看什麼書了。
只記得那時候是為浸而浸，雖然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留意。
只是為了獨旅的人在夜裡一邊浸腳一邊看書的那麼一點點風雅。
早上趕出門，匆忙間拿了本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來看。
這本在新疆買的書其實我已看過了，而且還覺得編者和譯者的水準都有點問題
拿這本重看只為了這本書不厚已而。
可是細看來，還是覺得頗好看，因為是斯文赫定，因為是那個個龍虎交會的年代。
為什麼會想起旅行時看書的往事呢？
應該是因為斯文赫定的文字和插畫，讓我想起了看過以及未看過的風景。
而我大部份看書的時候，都是在顛簸的交通工具上。
因此家裡空間的缺乏，所以都沒一個好好的環境看書，其實我也很想優雅地
在睡前輕輕亮起柔和的床頭燈，在昏黃的燈光下讀一點富有知性的書
而現實遠沒有那麼美好。
現在上下班總共約三小時，一天只得廿四小時，卻要花費三小時在交通來回上
而且在交通工具上又嘈吵、睡也睡不好、坐得久屁股又累
所以我只要不是在睡，就是在看書。以看書來殺殺時間。
可是近來終於看完了梁文道的《常識》，但家中沒有一本輕巧可帶出街的書
頓時覺得有點不踏實，總覺得沒有書在袋有點不安。
是太依賴書了。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依賴書了？
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是這樣了。還記得中五時第一次自己去雲南旅行前，
就很緊張的要決定帶哪本書，結果我是看了茶花女。
到了第一次去行滇藏線進西藏的時候，
從廣州坐火車到昆明，再由昆明坐臥鋪車臥一個晚上到中甸，
然而由中甸坐第一班車去德欽，然而再坐車到梅里雪山前的飛來寺
要到了雲南與西藏的邊界才有正式一宿的地方，那時我還穿著從香港出發的短褲。
那晚上沒有洗澡的地方，其他陌生的旅客都已睡了。
忽然靈機一觸，有點造作地拿出面盤來倒入熱水，然而坐在房門外的板椅上浸腳
還就著昏黃無力的燈光看書。不記得看什麼書了。
只記得那時候是為浸而浸，雖然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留意。
只是為了獨旅的人在夜裡一邊浸腳一邊看書的那麼一點點風雅。
早上趕出門，匆忙間拿了本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來看。
這本在新疆買的書其實我已看過了，而且還覺得編者和譯者的水準都有點問題
拿這本重看只為了這本書不厚已而。
可是細看來，還是覺得頗好看，因為是斯文赫定，因為是那個個龍虎交會的年代。
為什麼會想起旅行時看書的往事呢？
應該是因為斯文赫定的文字和插畫，讓我想起了看過以及未看過的風景。
Friday, June 12, 2009
心神恍惚
近來心神恍惚，很多時候都不能集中精神。也罷，很多事也不需要精神。
工作方面有新的、小小的轉變，其實我也沒有期待，我不奢望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平常心吧，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心神恍惚時，會突然想起以前的事、瑣碎的事。
近五六年沒聽過椎名林檎，上一隻買的專輯是02年《歌唱價值》。
其實也不明白當初為何會買她的專輯，大概是我中二、三的時候吧，
那時候的事情都顯得十分模糊而不真實。
最記得是〈本能〉的護士打碎玻璃MV，可是最深印象、一聽就湧起莫名的感覺的，是這首
還記得當時差不多時間我也在聽X Japan，不過我不聽他們的快歌，只聽他們的慢歌，
下雨時，也曾不經意想起他們的〈Endless Rain〉.
工作方面有新的、小小的轉變，其實我也沒有期待，我不奢望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平常心吧，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心神恍惚時，會突然想起以前的事、瑣碎的事。
近五六年沒聽過椎名林檎，上一隻買的專輯是02年《歌唱價值》。
其實也不明白當初為何會買她的專輯，大概是我中二、三的時候吧，
那時候的事情都顯得十分模糊而不真實。
最記得是〈本能〉的護士打碎玻璃MV，可是最深印象、一聽就湧起莫名的感覺的，是這首
還記得當時差不多時間我也在聽X Japan，不過我不聽他們的快歌，只聽他們的慢歌，
下雨時，也曾不經意想起他們的〈Endless Rain〉.
Thursday, June 11, 2009
記夢一則2
近來投閒置散，所以補假。下午在家沒什麼事，睡一睡，睡出一個異夢。
夢中不知為何我和父母在長沙灣，我夢到了我媽打給我說她公司又裁員了，把她裁走了。我便安慰她，說那你放工我們一起回家。然後回家時要坐43C，我爸忽然在旁，一起擠上巴士去。巴士站附近整路，地都掘開了。等上巴士的隊伍異常的長，擠上巴士時簡直是歡樂滿東華時要刷新紀錄似的。上到巴士的第二層，巴士內壁好像乾燥的肉似的，又像乾燥的獸皮，嗯，說美好一點，應該是有點像貓巴士的內部。
然後不知為何，巴士窗外的風景，竟是一些過去的風景。就像星期日檔案或者港台類似香港故事之類的節目，一邊行駛一邊有人解說，然後我爸媽又會插上兩句。我竟然見到很少人的石澳（？），其實應該也不是石澳，是我小時候去過的某一海邊，有天后廟的。巴士好像在水上行走般，真是遙望青山綠水美如畫了。
然後畫面忽然一黑，回溯，像網頁按了Refresh般，我又回到了長沙灣的43C巴士站。時間竟然是深夜了，我變成剛從充滿80年代風格的小商場離開，還跟樣貌黜黑的菲律賓朋友（？）說再見，他剛才臨走前發現他心儀的旁邊商店的女店員，已經心有他屬，所以很傷心，大步跑上山回家。然後我一個人在深夜等巴士，很多人和我一樣等巴士。還有數個警察。
不知為何發生了一些爭執，然後和幾個警察吵起來了。我大概處於不好的心情，一心挑釁。總有幾位警察是較聰明看到我的意圖，然後叫自己人冷靜不要和我吵。很例牌的也有幾一些老粗類型的被我激得生氣。最後一位警察拍打我的臉以示他的憤慨，其他警察就拉走他了。經過這一輪對峙之後，巴士都走了，在空無一人的巴士站，我越想越憤慨，決定打九九九投訴，可是打來打去也打不到。我看看天時，應該是深夜三、四點了吧，我在想有沒有車呢，決定走出馬路，避開複離龐大的巴士站。
然後我好像看到車來了，車前燈光兩點飄飄然彎曲而來，當我想，還好深夜還有車回家時，我就醒來了。
-------------------------------------------------
如果說異夢一定會令人很累，我可不可以從頭來過？
雖然很累雖然是夢，我也希望可以從頭來，然後做得更好，至少比現實好。
夢中不知為何我和父母在長沙灣，我夢到了我媽打給我說她公司又裁員了，把她裁走了。我便安慰她，說那你放工我們一起回家。然後回家時要坐43C，我爸忽然在旁，一起擠上巴士去。巴士站附近整路，地都掘開了。等上巴士的隊伍異常的長，擠上巴士時簡直是歡樂滿東華時要刷新紀錄似的。上到巴士的第二層，巴士內壁好像乾燥的肉似的，又像乾燥的獸皮，嗯，說美好一點，應該是有點像貓巴士的內部。
然後不知為何，巴士窗外的風景，竟是一些過去的風景。就像星期日檔案或者港台類似香港故事之類的節目，一邊行駛一邊有人解說，然後我爸媽又會插上兩句。我竟然見到很少人的石澳（？），其實應該也不是石澳，是我小時候去過的某一海邊，有天后廟的。巴士好像在水上行走般，真是遙望青山綠水美如畫了。
然後畫面忽然一黑，回溯，像網頁按了Refresh般，我又回到了長沙灣的43C巴士站。時間竟然是深夜了，我變成剛從充滿80年代風格的小商場離開，還跟樣貌黜黑的菲律賓朋友（？）說再見，他剛才臨走前發現他心儀的旁邊商店的女店員，已經心有他屬，所以很傷心，大步跑上山回家。然後我一個人在深夜等巴士，很多人和我一樣等巴士。還有數個警察。
不知為何發生了一些爭執，然後和幾個警察吵起來了。我大概處於不好的心情，一心挑釁。總有幾位警察是較聰明看到我的意圖，然後叫自己人冷靜不要和我吵。很例牌的也有幾一些老粗類型的被我激得生氣。最後一位警察拍打我的臉以示他的憤慨，其他警察就拉走他了。經過這一輪對峙之後，巴士都走了，在空無一人的巴士站，我越想越憤慨，決定打九九九投訴，可是打來打去也打不到。我看看天時，應該是深夜三、四點了吧，我在想有沒有車呢，決定走出馬路，避開複離龐大的巴士站。
然後我好像看到車來了，車前燈光兩點飄飄然彎曲而來，當我想，還好深夜還有車回家時，我就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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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異夢一定會令人很累，我可不可以從頭來過？
雖然很累雖然是夢，我也希望可以從頭來，然後做得更好，至少比現實好。
Sunday, June 07, 2009
Friday, June 05, 2009
轉載：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週五, 2009-06-05 07:29 — 梁文道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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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畢,久久不能平伏。
週五, 2009-06-05 07:29 — 梁文道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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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畢,久久不能平伏。
六四、燭光、歷史與其他
今年是六四廿周年，還好這晚的燭光如此壯闊而美麗。
不知道從那年開始知道六四這件事，還記得小時候我爸叫我不要去參加集會，因為他是當年文革時從國內逃來香港的，他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他說共產黨就是會秋後算帳，所以不要去。我也似懂非懂的聽了多年。然後在中學某一年，我自己一個人去參加了當年的六四聚會。
最初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呢？忘了，只記得當年在中學圖書館發現了一本書，就是紀錄片「天安門」的文字資料合訂本，包括了全片被訪者的對白內容，還有一兩篇後記之類的分析。還記得當時，在麻雀般少、一列列木書櫃、有點陳舊氣氛圍繞的圖書館內發現這本書時，第一時間的想法跟清朝官員發現寫有反清復明的禁書差不多、想不到安柱好像比較親中，圖書館也有這般大不諱的書。然後就借了回家一口氣猛讀下去。
大概這是第一次全面認識了六四這事件。後來發現原來圖書館竟然還有「天安門」這紀錄片的VCD，也是二話不說借了回家，然後抄到電腦上，還燒了三隻CDR以防不見。看完後，映像比文字震撼得多，感覺是其實很多大事都離我們不遠，可是我們知道的很少。
我喜歡歷史，特別是中史。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歷史。月說有學生問她讀中史有什麼用，這問題在讀書時也有想過，當時的答案是，讀中史，就像讀一個個故事，而故事中間有很多空白之處，這些空白就可以讓想像力馳騁。你可以想像古人為什麼這樣、可以想像古人是怎樣生活、怎樣和我們現在一樣也會說笑等等。而現在我的想法是，讀歷史，就是用來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是這樣的。其實還是一句老話，鑑古知今。
很老土吧。
我對很多已發生的事和年代都有莫名的代入感。當然這可能是虛構的，可是我願意代入、幻想、揣摩當時的人怎樣想。對於六四，怎能沒有感慨。當年的激烈熱情赤誠，相比現在的冷漠，怎能沒有感慨。
我去了幾年六四聚會，便沒有去了。因為我覺得支聯會的六四，過於激憤而欠缺反思。也許是集會中有的是激情、反思便留待各人回家好好反思。可是整體上來說，如果支聯會的六四集會可以有更多的探討，而不只是感情上的訴求更加好。不過畢竟維園不是海德公園，所以有幾年便在家中看看電視報導算了。
不過今年六四廿周年，又有特首及幾位左傾的年青人曲線救國，所以便決定再次赴會，看看是什麼光景。在銅鑼灣的地鐵站已見人頭湧湧，雖然擠逼，但是還是打從心裡由衷覺得，香港還算是個好地方。維園都坐滿人了。看到不同的臉孔，眾多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為了什麼？我常常想像身邊的人，六四時他在做什麼、對於六四他們有何想法？就像斜對面那位中年阿叔，似乎是一個人來的，佈滿皺紋的臉、粗糙的手，就是和我們一般的小市民吧。但是他就會自動自覺一個人來到這個到處是人、一點也不舒適的地方，燃起那一點燭光。你看那後面的阿嬸，似乎對於社會大事不會留意的那種，可是這一晚她也來了。究竟六四那時的新聞報導對於香港全體市民有多大？六四不只屬於年青人、不只屬於政黨人士、不只屬於知識份子、不只屬於有錢人。這是屬於香港全體的。
就像《笑忘書》所說，歷史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原來這般大事離我們都不遠，歷史會還給這事公道，前提是我們都不要忘記。媽說當年她有用VHS錄影帶錄起那些新聞片段，好讓我們長大了可以看。咦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些帶的存在，再問之下，原來後來就改為錄了聖鬥士星矢了。
希望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政府竟然對學生動起槍和坦克。
希望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政府對於這事多年來都是消息封鎖。
從來也沒想過搬離香港，不過難民移民這念頭也曾在回歸後浮現心中。如果有兩件事香港真的發生了，可能真的會讓我對香港沒有希望。第一是幾年前港島區立法會補選，第二是六四。如果當年補選香港區的選民真的選擇了葉太而放棄陳太，如果香港六四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少，不再關心，香港大抵也沒什麼讓人留戀了。
還好香港今年還有這麼壯闊的燭光。
不知道從那年開始知道六四這件事，還記得小時候我爸叫我不要去參加集會，因為他是當年文革時從國內逃來香港的，他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他說共產黨就是會秋後算帳，所以不要去。我也似懂非懂的聽了多年。然後在中學某一年，我自己一個人去參加了當年的六四聚會。
最初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呢？忘了，只記得當年在中學圖書館發現了一本書，就是紀錄片「天安門」的文字資料合訂本，包括了全片被訪者的對白內容，還有一兩篇後記之類的分析。還記得當時，在麻雀般少、一列列木書櫃、有點陳舊氣氛圍繞的圖書館內發現這本書時，第一時間的想法跟清朝官員發現寫有反清復明的禁書差不多、想不到安柱好像比較親中，圖書館也有這般大不諱的書。然後就借了回家一口氣猛讀下去。
大概這是第一次全面認識了六四這事件。後來發現原來圖書館竟然還有「天安門」這紀錄片的VCD，也是二話不說借了回家，然後抄到電腦上，還燒了三隻CDR以防不見。看完後，映像比文字震撼得多，感覺是其實很多大事都離我們不遠，可是我們知道的很少。
我喜歡歷史，特別是中史。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歷史。月說有學生問她讀中史有什麼用，這問題在讀書時也有想過，當時的答案是，讀中史，就像讀一個個故事，而故事中間有很多空白之處，這些空白就可以讓想像力馳騁。你可以想像古人為什麼這樣、可以想像古人是怎樣生活、怎樣和我們現在一樣也會說笑等等。而現在我的想法是，讀歷史，就是用來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是這樣的。其實還是一句老話，鑑古知今。
很老土吧。
我對很多已發生的事和年代都有莫名的代入感。當然這可能是虛構的，可是我願意代入、幻想、揣摩當時的人怎樣想。對於六四，怎能沒有感慨。當年的激烈熱情赤誠，相比現在的冷漠，怎能沒有感慨。
我去了幾年六四聚會，便沒有去了。因為我覺得支聯會的六四，過於激憤而欠缺反思。也許是集會中有的是激情、反思便留待各人回家好好反思。可是整體上來說，如果支聯會的六四集會可以有更多的探討，而不只是感情上的訴求更加好。不過畢竟維園不是海德公園，所以有幾年便在家中看看電視報導算了。
不過今年六四廿周年，又有特首及幾位左傾的年青人曲線救國，所以便決定再次赴會，看看是什麼光景。在銅鑼灣的地鐵站已見人頭湧湧，雖然擠逼，但是還是打從心裡由衷覺得，香港還算是個好地方。維園都坐滿人了。看到不同的臉孔，眾多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為了什麼？我常常想像身邊的人，六四時他在做什麼、對於六四他們有何想法？就像斜對面那位中年阿叔，似乎是一個人來的，佈滿皺紋的臉、粗糙的手，就是和我們一般的小市民吧。但是他就會自動自覺一個人來到這個到處是人、一點也不舒適的地方，燃起那一點燭光。你看那後面的阿嬸，似乎對於社會大事不會留意的那種，可是這一晚她也來了。究竟六四那時的新聞報導對於香港全體市民有多大？六四不只屬於年青人、不只屬於政黨人士、不只屬於知識份子、不只屬於有錢人。這是屬於香港全體的。
就像《笑忘書》所說，歷史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原來這般大事離我們都不遠，歷史會還給這事公道，前提是我們都不要忘記。媽說當年她有用VHS錄影帶錄起那些新聞片段，好讓我們長大了可以看。咦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些帶的存在，再問之下，原來後來就改為錄了聖鬥士星矢了。
希望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政府竟然對學生動起槍和坦克。
希望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政府對於這事多年來都是消息封鎖。
從來也沒想過搬離香港，不過難民移民這念頭也曾在回歸後浮現心中。如果有兩件事香港真的發生了，可能真的會讓我對香港沒有希望。第一是幾年前港島區立法會補選，第二是六四。如果當年補選香港區的選民真的選擇了葉太而放棄陳太，如果香港六四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少，不再關心，香港大抵也沒什麼讓人留戀了。
還好香港今年還有這麼壯闊的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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